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初期，共和国体遂告确定。由于清帝退位后清朝法律虽然已经事实上失效，但政党制度远未达到欧美同期的成熟阶段，中华民国初期涌现出大量政党甚至任何两个人都可以组成一个新政党，而促成辛亥革命的同盟会除由秘密转公开活动外，从内部也分裂出多个新党团：有章炳麟一派分离组成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湖北一派如孙武、蓝天蔚、刘成禺等则分离而与张伯烈、饶汉祥等，拥黎元洪而组民社。立宪派的宪友会亦因时推世移而分离出：湖北汤化龙与福建林长民等再组共和建设讨论会；直隶的孙洪伊等组共和统一党；籍中寅、周大烈等则组国民协进会。除此之外还时有将近三百多个较小的新政党[1]。
依据临时约法采用西方民主国家之内阁制设计，选举国会议员，并由多数党的党魁出任总理，组织政府。经过几次大化合，到组成临时政府时，各小党均分别集结于两大党垒中，对峙局面于焉形成似为政党政治的全盛阶段，但并未形成强固[1]：以原来革命党人与部分革命组织为主所改组成立之“国民党”，领导者包括宋教仁[注 1]、孙中山（理事长）、黄兴等人；以及由清末立宪运动人士组成的“进步党”，主要领导者为黎元洪、梁启超、张謇，国民党曾在民国初期国会选举中胜出，是为多数党。
后历经宋教仁遇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事件，段其瑞废除临时约法，另组安褔国会，北洋政府在由北洋军阀所主导下是完全排除国民党及南方军阀势力：在冯国璋继任大总统并由段祺瑞掌阁揆下所另行选举的新国会，当中以安福俱乐部为绝对多数党，此外尚有交通系、新交通系、研究系、讨论系四政团，后安福系一小部分人和其他超然派议员又再合组个己未俱乐部，旨在拥护徐世昌、靳云鹏而与段祺瑞、徐树铮相对抗。同时一部分南下议员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随而有护法国会与北方对立，时人称旧国会，当中多数党为益友社系，此外有政学会系、民友社系，及新补议员的新新俱乐部[1]。
而国民党几经改组[注 2]，最后于1919年10月10日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之后在护法运动失败后，再度改组，此时仿效列宁在苏联创立的党国体制，组织一党专政下统领所属军队（国民革命军），以及另外成立以党训政之国民政府，与获北方军阀支持的北洋政府对抗。
1922年直奉再战导致徐世昌下野，北方将士转向也以护法相号召希望全国统一，黎元洪再复职为法统重光，于8月1日重召国会，政党随而复活，当国务总理张绍曾同意提出国会时，大小政团达38个，除稍著名的“十四政团”[注 3]，其他政团有以门牌号做称谓[注 4]，有以同乡联会做基础[注 5]，名目繁多，光怪陆离，一人甚且列名三四政团[1]。到1923年曹锟积极进行贿选后，分派说客多方诱使议员多组新党，一时政团增到40个以上，直至黎元洪离职到贿选如期完成期间，国会中政党就超过了50个。大选后曹再下令左右亲信组织宪政党，企图操纵国会；而反对方亦拟合组一党以资抗衡，但在众院院警撤后吴景濂负伤出走、民宪同志会继续活动下未能成功，同时全国陷入新一波军事势态，令政党无复有可活动的机会[1]。
自从1928年蒋中正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后至1948年，国民党组织一党制的国民政府；而中华民国的两大主要政党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建国理念与意识相反，除了在政治协商会议之时有实体谈判与讨论外，基本上均为武装冲突，导致国共内战。另有对日抗战时组成的政党联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会议及宪法的制订上有一定的发声份量[注 6]。此外，1935年至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四川、西康地区一度扶持创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和博巴革命党两个卫星党，新疆军阀盛世才则在新疆省成立亲苏联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
1949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利，中华民国政府及国民党播迁到台湾，只有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及中国民主社会党为合法政党，在戒严下，根本无从实施民主政治，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长期威权独裁统治。
1989年1月以前，由于实施党禁政策，禁止人民筹组政党。1950年代雷震在台湾曾经欲筹组中国民主党，但受到当时的军事氛围及国民党高层不允许之下，以及雷震企图阻止蒋中正第三次连任总统，最后雷震被逮捕，组党之事胎死腹中。当时的非国民党籍的政治人士通称为“党外”人士[注 7]。由于青年党与民社党在戒严时代仍有合法地位，早期有党外人士参与该两党从政，但该两党始终无法跳脱政治花瓶的路线，亦没有实际的政治地位。
1978年桃园县县长（今桃园市市长）选举发生舞弊（造成中坜事件。但是虽然有舞弊，结果仍由非国民党所提名的许信良当选县长）及隔年的美丽岛事件的发生，促成“党外”人士的结合。在1980年代初期党外人士逐渐在台湾选举中获得席次。在1986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但选举时不能以民进党名义参选。
1987年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解严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修改《人民团体法》，于1989年1月开放人民筹组政党。